杨震被称谓四知先生的原因越快越好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4/19 10:13:17
杨震被称谓四知先生的原因越快越好

杨震被称谓四知先生的原因越快越好
杨震被称谓四知先生的原因
越快越好

杨震被称谓四知先生的原因越快越好
天知,地知,我知,子知
东汉时的杨震,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杨震在当荆州刺史时,曾推荐当地名
士王密出任山东昌邑县令.两年后,杨震途径昌邑,在王密的县衙内歇息.到了
深夜,县令王密悄悄走进房来,拿出十斤黄金要送给杨震,说是为了报答他的大
恩.杨震吃惊而严肃地说:“我生平以清白要求自己,你难道不了解我的为人
”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我送你黄金来,没有一个人知道.”杨震生气地
说:“天知、地知、我知、子(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
中国还有一句俗话,叫做: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现代的教育也许是忽视了这样的美德,使我们的学生也好、孩子也好不知不觉中有了一些陋习.

天知,地知,我知,子知

我们要做一个正直清廉的人,不能为一点点贿赂的钱财而冲昏头脑

大将军邓骘听说杨震贤明就派人征召他,推举他为秀才,多次升迁,官至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他赴郡途中,路上经过昌邑,他从前举荐的荆州秀才王密担任昌邑县令,前来拜见(杨震),到了夜里,王密怀揣十斤银子来送给杨震。杨震说:“我了解你,你不了解我,为什么呢?”王密说:“夜里没有人知道。”杨震说:“上天知道,神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拿着银子)羞愧地出去了。
杨震(59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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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军邓骘听说杨震贤明就派人征召他,推举他为秀才,多次升迁,官至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他赴郡途中,路上经过昌邑,他从前举荐的荆州秀才王密担任昌邑县令,前来拜见(杨震),到了夜里,王密怀揣十斤银子来送给杨震。杨震说:“我了解你,你不了解我,为什么呢?”王密说:“夜里没有人知道。”杨震说:“上天知道,神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拿着银子)羞愧地出去了。
杨震(59一124),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人。他出身名门,八世祖杨喜,在西汉高祖时因诛杀项羽有功,被封为"赤泉侯".高祖杨敞,汉昭帝时为垂相,因功被封安平侯。父亲杨宝,因刻苦攻读欧阳生所传授讲解的《今文尚书》,而成为当时名儒。衰、平二帝时,杨宝隐居民间,以教书为生。居摄二年(公元7),杨宝与龚胜、龚舍、蒋翊一起被朝廷征召,他因不愿出仕做官,便逃避隐匿、不知去向。东汉光武帝刘秀很敬重杨宝才华、学识、品德和气节,建武中特派官家车辆征召他人朝做官,他因年老有病,未能成行,而老死家中。
杨震从少年起就特别聪明好学。当时,今文经学居官学正统地位,非常盛行。他为了通晓今文经学的深刻含义,就拜桓郁为师,深钻细研《欧阳尚书》。桓郁是当朝九卿之一的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和选试博士,曾为汉章帝和汉和帝讲授儒经,是当时既显赫又有很高学术威望的经学大师。在桓郁的教授下,他通晓经传,博览群书,对各种学问无不深钻细研。
杨震对教育事业特别热心,从20岁以后,对于地方州郡长官征召他出仕做官的召请任命置之不理,一心一意自费设塾授徒,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教育生涯。他当时家住华山脚下的牛心峪口,就利用其父授徒的学馆收徒传业。他坚持有教无类,不分贫富,因此,四方求学者络绎不绝,学生多达2000余人。由于他教学有方,名气很大,学生很多,因此,学馆如市,书声朗朗,规模很大。当时牛心峪槐树很多,故当时人称亡牛心峪为"杨震槐市".他教书育人以清白正直为要,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师德情操被人们誉为"槐市遗风".继牛心峪学馆讲学之后,杨震还在华阴双泉学馆、客居于湖(今河南灵宝市豫灵镇董社源)讲学将近十多年,弟子多达1000多人,加上牛心峪学馆的学生已超过了3000人,完全可以同孔子有三千弟子相媲美。所以,当时人们就称杨震为"关西孔子杨伯起(后人亦称其为'关西夫子')。"杨震教授的学生,英贤甚多,不少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如虞放、陈翼就出气自杨震门下,虞放在汉桓帝时,官至司空(掌管国家工程建设的官员)。
杨震在家乡办学30多年,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因此,名声很大,远近钦慕,连当时职掌统兵征战大权的军事首领大将军邓鹭都深知和十分敬重杨震的学识、贤名和品行,亲自派人征召杨展到自己幕府出仕任职。这时,杨震年已五旬,只好停止了他心爱的教育事业,到邓府上任。到大将军邓鹭幕府不久,杨震又被推举为"茂才"(即"秀才,')出任了地方,官,担任过襄城(今河北省襄城县)令;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升为督察州郡政务的官员——荆州刺史;永初六年(公元112年),升迁为负责一郡政务的官员东莱(今山东省掖县)太守。汉安帝元初元年(公元114),调任为涿郡(今河北省涿县)太守。元初四年(公元117),杨震进入朝廷任职,担任了九卿之一的太仆,负责舆马及牧畜之事。同年十二月调为九卿之一的太常,掌管朝廷礼、乐、郊庙社视之事。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升为司徒,为"三公"之一,主管教化。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升为太尉,掌管朝廷军事大权,任此职至延光三年兰月。杨震从应征人邓鹭幕府起,到被罢免太尉止,出仕二十多年。这二十年间,杨震能格尽职守,秉公办事,勤政廉洁,为国为民,成了千秋万代学习的楷模。
杨震为官清廉,不谋私利。他始终以"清白吏"为座右铭,严格要求自己,"不受私谒",这在古代不但是十分可贵的品德,就是在现代也是人们十分欢迎和敬仰的品质。
杨震在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路经昌邑(今山东巨野县东南)时,昌邑县令王密,是他在任荆州刺史时举"茂才"提拔起来的官员,听说杨震途经本地,为了报答杨震的恩情,特备黄金十斤,于白天谒见后,又乘更深夜静无人之机,将黄金送给杨震。杨震不但不接受,还批评说:"我和你是故交,关系比较密切,我很了解你的为人,而你却不了解我的为人,这是为什么呢?"王密说:"现在深夜无人知道。"杨震说" "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无人知道呢!"受到谴责后,王密十分惭愧,只好作罢。杨震"暮夜却金"的事,古今中外,影响很大,后人因此称杨震为"四知先生".
杨震为官,从不谋取私利。在任涿郡(今河北省涿县)太守期间,从不吃请受贿,也不因私事求人、请人、托人,请客送礼。他的子孙们与平民百姓一样,蔬食步行,生活十分简朴。亲朋好友劝他为子孙后代置办些产业,杨震坚决不肯,他说:"让后世人都称他们为'清白吏'子孙,这样的遗产,难道不丰厚吗!"
杨震为官唯才是举,选贤任能。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杨震被调人朝廷担任太仆之职,后来升调为太常。杨震在任太常之前,博士选举大多名不副实。杨震任太常后,唯才是举,他所选用的陈留、杨伦等,都是通晓经书、学识过人的今名士,能将所从事的本门学业弘扬光大,儒生们对此称赞不已。延光二年,杨震代替刘恺为太尉,汉安帝的舅父、官居大鸿胪(九卿之一,分管礼仪)的耿宝向杨震推荐中常侍(传达皇帝诏令和掌管文书的官员)李闰的哥哥,想让其人朝做官,杨震坚决予以拒绝。于是耿宝就亲自到杨震住处拜访,并威胁说:"李常侍是皇上所重用的人,想让你征召他的哥哥人朝做官,我耿宝仅仅只是给你传达一下皇上的意思而已。"杨震义正词严地说:"如果朝廷想让"三公"之府征召谁,就应该由尚书那里把皇帝的敕书送来,怎么能让你来传达皇上的意思呢?"耿宝无言以对,愤恨而去。皇后的哥哥官居执金吾(督巡三辅治安)的阎显也利用职权向杨震推荐自己的亲友人朝做官,杨震同样予以拒绝。而掌管工程建设的司空刘授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征召此二人人朝做官,并且在很短时间内予以提升。两相对比,可见杨震为官是何等的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但杨震因此召致阎显怨恨。
杨震为官疾恶如仇,敢于直谏。永宁元年,他代替刘恺任司徒职务,第二年,邓太后逝世后,朝廷中皇帝身边的内宠开始横行。汉安帝的乳母王圣,因从小保养安帝辛勤周到有功,深受安帝信任尊重。王圣便仗此地位骄横放纵,连她的女儿伯荣也经常出人禁宫,传通贿赂。于是,杨震就给安帝上书说:"臣听说,自古以来施政,主要是选用德才兼备的贤能人士治理国家,管理主要是惩治去除违法乱纪行为,所以唐尧虞舜时代,贤能有德的人,都在朝中为官,而恶人则被流放监禁,天下百姓都心悦诚服,国家一派兴旺发达的气象。当今之世,古人推崇的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等九种道德,未能发扬光大,而按幸小人却充斥朝廷内外。阿母王圣,出身卑微,因遭千载难逢的机会,得以奉养圣上。虽然有推燥居湿抚养陛下的辛勤劳苦,但陛下对她前后所封赏的财富荣耀,已远远超过了她的功劳。然而她贪得无厌的心理无法得到满足,经常交际朝臣,接受贿赂、请托,扰乱夭下,使朝廷清正的名声受到损毁,如同日月蒙上灰尘一样。《尚书》曾告诫说:母鸡啼鸣是不祥之兆;《诗经》也讽谕奸诈多谋的女子参政是丧国的根源。过去郑庄公屈从母亲意愿,任由弟弟叔段骄横不法,结果,叔段准备谋反,郑庄公不得不用暴力手段将其弟诛杀。《春秋》对此事持贬抑态度,认为郑庄公'不教而诛',是不道德的。自古以来,奸诈的女子和小人都是很难相处的,亲近她们,她们就会嬉闹放纵;疏远她们,她们又会心怀怨恨。《易经》上说:'无所遂其心愿,只能在家中操持家务',说的就是奸诈的妇人不能千予政事。因此,应当迅速送阿母出宫,让她居住在外面,同时还要阻断她女儿同宫内的往来,这样就能使恩情和德行都继续保持下来,对陛下和阿母都是好事。请陛下舍弃有碍大局的儿女私情,割除有害国家的仁爱优柔之心,把精力集中在日理万机的朝政上,谨慎使用封赏拜爵的权力,减少下面的贡奉,减少百姓的赋役征发,使天下德能兼备的'鹤鸣之士'都群集在陛下周围,为朝廷出力;让正在朝廷做官的士大夫莫因朝政不清而懊悔出仕;对诸侯国不要横征暴敛,使他们心存不满;让百姓安居乐业而不抱怨朝廷。要循着先朝英明皇帝的治国法则而行,与英明伟大的哲王比德,这岂不是很美好的事吗!"书上安帝后,安帝不仅不采纳杨震的忠谏,还把奏章拿出来给乳母王圣等看,一方面加深了这些人对杨震的憎恨,另一方面,这些人认为有皇帝的庇护,其行为更加骄横放纵。乳母王圣的女儿伯荣,得意忘形,与已故的朝阳侯刘护的远房堂兄刘瑰勾搭成奸,刘瑰为趋炎附势,遂姿伯荣为妻。安帝因此而让刘瑰承袭了刘护的爵位,官至侍中之职。对此,杨震坚决反对,再次向安帝上书说:"臣听说过去高祖皇帝执政时曾与群臣相约,不是有功之臣不得封侯拜爵。在爵位的继承上,自古以来都是父死子继,兄亡弟及,以防别人篡夺爵位。臣见诏书踢刘护的远房堂兄刘瑰承袭了刘护爵位为侯,而刘护的同胞弟弟刘威如今还健在,为什么不让刘威袭其胞兄刘护的爵位而让刘瑰承袭呢?臣听说,天子只封有功之臣,诸侯靠德行获得爵位。现在刘瑰没有任何功劳和德行,仅仅以匹配阿母之女的缘故,一时间就位至侍中,又得以封侯,这既不符合高祖定下的老制度,又不合乎道义,以致满朝文武议论纷纷,百姓迷惑不解。请陛下以历史为镜鉴,按照帝王应该遵循的规则办事,很人心,安天下。"对于杨震的再次忠谏,昏庸的安帝仍然我行我素,不予理采。
延光年间杨震任太尉时,安帝下语派人为阿母王圣修建府第,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挥等人,便从一旁推波助澜,弄得朝廷倾摇,不得安宁。为此,杨震又向安帝上书说:"臣听说耕种九年必有三年的储备积蓄,所以尧帝遇到洪水灾害时,人民照样有饭吃,有衣穿,不受饥俄折磨。臣思虑,如今灾害发生,且日见扩大,百姓储备空虚,不能自足,再加上蝗虫成灾,羌虏侵掠,边关震扰,战事连年不息,兵马粮草难以供应,大司农主管的国库资财匮乏,恐怕国家到了难以安定的时候了。臣适才看到皇上下诏为阿母在津城门内大建府第,合两坊为一坊,将街道都占完了,雕刻装饰极其精致。如今盛夏,正是草木旺长农业生产大忙的时候,在自然灾害严重、国库空虚、农业大忙的情况下,动用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开山取石,修建府第,不是很不合时宜吗?特别是动用大匠、左校以及其它官员,建造衙门官署几十处,相互攀比,费用过亿,耗资特别巨大。周广、谢恽兄弟,既不是皇上重要亲戚,又不是皇室枝叶贵属,仅仅依附皇上周围亲幸的奸债小人,与樊丰、王永等人共分权力,嘱托遍布州郡,威势动摇大臣,宰相衙府想征召人材,大多都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被招来的人差不多都是通过行贿买官的无能之辈,甚至一些过去因贪污纳贿被禁锢不许做官的人,一些放浪形骸、胡作非为的人,也都通过行贿重新得到了高官显位,以致黑白混淆,清浊不分,天下舆论哗然,都说上流地位是用金钱买来的,使朝廷招来无数讽刺漫骂。臣曾听老师说过:国家向人民征用赋役太多的话,百姓财尽就会埋怨,力尽就会叛乱。百姓同朝廷离心离德了,朝廷怎么去依靠百姓?所以,孔夫子说:'百姓不富足,君王又怎能富足呢?'请陛下斟酌考虑。"樊丰、谢挥等人见安帝不听杨震接二连三的苦谏,便更加肆无忌惮,进而假造诏书,调拨司农所管国库钱粮、大匠所管众多现成材木,各自大起家舍、园地、庐观,花费人力、财力不计其数。
为了规劝皇帝亲贤臣、远小人,杨震因京城地震一事又上书宣帝说:"臣幸蒙皇上恩宠,得以位列三公之位,却不能弘扬正气,调和阴阳。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城发生地震,臣曾听老师说过:'地是阴气之精,应当安安静静地承受阳气。'而现在发生地震,其原因就是阴气太盛所致。地震的那天是戊辰日全天干中的戊和地支中的辰都位列第五属土性,加上地震,三方面都是土,其征兆应该指的是中宫,是皇上周围的宦官过分擅权干予政事的征象。臣想陛下常常为边境战事未完需要大量钱物而忧心忡忡,因而自己生活异常俭朴,宫殿墙倾屋斜,仅用柱子来撑,并不进行修建,这样做是想让远近百姓都知道国家财政困难,皇帝带头实施政化清流,使老百姓学习效法皇帝的做法,节俭办事。而陛下身边那些亲幸小人,不与皇上同心同德,骄奢淫逸,超越礼法规则行事,广招工匠,盛修宅第,卖弄权势,作威作福,致使天下百姓人人怨恨。现在,地震就发生在京城,恐怕是上天发怒而惩罚的吧。再说,去年一冬无雪,今春又没有下雨,百官为此十分焦虑,而陛下身旁那些势利小人,仍旧修缮不停,这才是真正导致上天久早不雨的原因呢。《尚书》中说:'只有君主可以作威作福,锦衣玉食,做臣子的是不能仿效的。'请陛下刚健中正,逐弃那些骄奢不法的近幸小人,让那些蛊惑人心的传言停止传播,诚心诚意地接受皇天上帝的警示告诫,不要再让那些作威作福的幸臣小人再继续掌握实权,横行霸道,则天下幸甚,国家幸甚。"
杨震前后所上奏章婉转诚恳,切中时弊,安帝对此一点也听不进去,而且产生了厌烦不满情绪,樊丰等人更是侧目而视,恨之人骨。但都因杨震是当时名儒,名声很大而不敢加害于他。不久河间(今河北雄县一带)有一名叫赵腾的男子到宫门上书,批评朝政。安帝阅后非常生气,下诏将赵腾收捕人狱,严刑拷问,最后以诬惘皇上的罪名结案。杨震知道后,立即上书营救赵腾。他说:"臣听说尧舜时代,在朝廷置放敢于直谏的鼓,标立敢于诽谛的木,用以鼓励官吏和百姓给皇帝提批评意见;殷周时代的英明君主,特别注意倾听百姓的怨愤谩骂和不满,用以修正自己治国中的缺点和错误,用德行去教育感化人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下情尽数上达,使人民无所忌讳地杨所欲言,让最下层人都能把意见讲出来,以便广泛采纳众议扩集思广益。现在赵腾虽因言语激烈攻击朝政而获罪,但这与那些杀人放火的犯罪分子是有明显差别的,臣请陛下减免已经定下的罪名,保全赵腾的性命,并以此鼓励最下层的广大人民坦率直言,以求广开言路,获取教益。"安帝看了杨展奏章,仍不醒悟,将赵腾押赴都市斩首。
适逢延光三年(公元124)春天,安帝东行巡游泰山,樊丰等人乘皇帝在外巡游之机,竟相修建宅第。杨震属下椽吏高舒召来大匠官署的令史查问,得到樊丰等人伪造假诏书等罪行证据,于是杨震便准备好奏章,等安帝巡游回京后上奏此事。
樊丰等人获悉这个消息后非常害怕,当时恰好发生太白犯昴的自然星象变化,太史官奏说此星变逆行,昭示人臣有悖逆犯上行为。樊丰等人乘机将此星象变化归罪到杨震身上,并在安帝前造谣诬陷杨震说:"自从赵腾死后,杨震对朝廷深怀怨恨,杨震本是邓氏家族的门生故吏,对当今朝廷一直存有怨恨之心。"等到安帝车驾东行归来,准备选择吉日人宫时,就连夜派使者收缴了杨震的太尉印缓,于是杨震就紧闭大门,谢绝一切宾客来访。樊丰等人对此还觉得不够解恨,就请大将军耿宝再上奏章,诬陷杨震对朝廷收缴他的印缓心怀怨气,有不服处置之罪。安帝于是下诏遣送杨震回归故里。杨震接诏后,立即动身返乡,在返乡途经洛阳城西几阳亭时,慷慨悲愤的对他的儿子和门人说:"死,本是士大夫的寻常本分之事,我蒙圣上之恩官居上司,痛恨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杀,厌恶奸邪的女人倾乱朝廷而不能禁止,我还有什么面目活于人世。我死之后,以杂木做棺板,以粗布作寿衣,既不要送我回归祖茔,也不要设祠祭祀".说完就饮毒酒而死了,当时年已七十多岁。弘农太守移良,秉承樊丰等人的意旨,派人在陕县截住了杨震的灵车,不准运回本籍,并将灵枢露停道旁,一任日晒雨淋。杨震的几个儿子则被罚做苦役,代替邮差往来送信,广大百姓无不为之垂泪。
一年以后,汉顺帝即位,樊丰、周广等人都被处死,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等人上书顺帝要求重新调查处理杨震冤案。当时朝廷上下都交口称赞杨震的正直忠烈,于是,顺帝就下诏给杨震平反,除拜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官赠钱百万外,还下诏以很高的礼仪改葬杨震于华阴潼亭。改葬这天,远近百姓络绎不绝都来参加葬礼,以纪念这位清正廉洁、正直无私、疾恶如仇、敢于直谏的好太尉。
杨震,男,汉族,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农工党江苏省副主任委员。1961年生,江苏武进人。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1983年、1988年分别获学士、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博士学位。1992 —1993年赴联邦德国Bremen大学、2003年赴美国Maryland 大学进修。2000年4月任南京邮电学院信息工程系副主任,2001年12月任南京邮电学院副院长,2006年6月任南京邮电大学校长。
目前担任全国电子教育学会高教分会理事、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通信学会理事长;《中国邮电高校学报》(英文版)编委会副主任,《数据采集与处理》编委会副主任,《中兴通讯技术》、《江苏通信技术》编委,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本科电子信息类专业教材编审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第四届自然科学基金信息学科专家组成员,江苏省高等学校软件人才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市鼓楼区人大常委会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信息产业部“语音与智能信号处理”重点实验室主任。
长期从事信号与信息处理、通信理论与技术的教学科研工作。主持和参加完成了国家“863”、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校级和合作科研项目10多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申请专利两项。1996年获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称号、2001年获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2006年获中国电子教育学会“先进学会工作者”称号;1998年和2001年分别入选江苏省“333工程”(第三层次)和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青蓝工程”新世纪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曾获江苏省高校教学成果特等奖等4项、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一类优秀课程第一名,教育部多媒体网络课件奖1项、中国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会优秀论文奖1项,南京市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2项。
杨震教授,博士,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现任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黑龙江大学民商法博士生导师。1980年2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并留校任教。先后到中国政法大学和西南大学政法学院进修法学,回校后,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黑龙江大学法律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1998年5月任黑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2004年1月任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同时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商法研究会理事、黑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黑龙江省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市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在从事民商法学教学与研究的20多年中,先后著有《公司法新论》、《票据法要论》、《继承法新论》、《法价值哲学导论》教材和专著10多部,在《法学研究》、《求是学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论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制度的完善》、《拟制交付与指示交付比较研究》、《商法规制信用机制的理论探源与宏观构想》等40余篇。经过20多年的学习与探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主要体现在:我国物权立法应确立观念交付制度、我国继承法应梳理并廓清继承立法理念、我国公司法人治理机构应做多方面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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