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政策对西汉和匈奴的影响,最好分条说.

和亲政策对西汉和匈奴的影响,最好分条说.
和亲政策对西汉和匈奴的影响,最好分条说.

和亲政策对西汉和匈奴的影响,最好分条说.
和亲政策是汉匈双方在彼此利益的驱使下进行的,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但是,和亲客观上带来的重要影响,是不以双方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以下简要谈谈汉匈和亲带来的影响:
首先、政治上,和亲缓和了矛盾,稳定了局势,有利于争取与国,缔结和约.
西汉初期的和亲都是为达到该目的而进行的.和亲政策缓和了尖锐的民族矛盾,也使中央王朝扩大了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疆域.其间,汉屈辱和亲,也同样收到明显的效果.双方虽有矛盾冲突,但双方关系基本上是和好的,汉初尖锐的民族矛盾得到大大的缓解.汉匈两族所订立的“和亲之约”,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匈奴奴隶主的南侵.每次和亲总换得了短暂的和平.事实上,从高帝始结和亲到武帝即位,汉匈双方六十多年里并没有打过大仗.这不能不说是和亲政策所起的客观积极作用.据葛亮推测：汉匈订立的盟约为“和亲之约”,其中含有“和”字,“和”者,非怨也,非战也.就这个意义说,“和亲之约”为非战之约.再则高帝挑选缔结和约的代表是刘敬,刘敬是当时汉臣中主和派的代表人物.高帝起用反战主和派为订约代表,可以推想,他当是希望缔结一个排除战争的和约.[3]和亲[d1] 之约的执行,使西汉王朝与匈奴关系和好,边疆狼烟遂熄,汉匈两大军事集团进入了令人追忆的蜜月期.百待俱兴的西汉得以腾出手来剪除异性诸侯,完善中央集权,为巩固新生的西汉政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并有利于西汉开拓疆域.
中央王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一方面固其边疆.双方在和亲政策中相约以长城为界.北面“引弓”之民归单于管理,南面“冠带之室”由汉帝统治.使汉匈疆域得以明确,起到了划疆立界的安边功能.这使西汉的北边疆土之民得以安定作业.西汉则可在边疆“盛兵以畜力,积粟已固军”.以长城作界及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以避免匈奴的骑兵大规模入侵.另一方面,也为威逼四方,开拓疆土.中央王朝意欲通过和亲政策,使少数民族最实力的人物“长是汉家亲”,终将少数民族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下.“亦既生子 ,则我外孙”,“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4]由此,遂由和亲保证边疆的长治久安.并在和平的环境用“厚币以奉之”.在匈奴政权中培植己方势力,最终将其完全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纳其民,扩其域”.这也有利于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以固内.
其次、经济上,和亲促进了汉匈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和亲政策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可视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但是,政治根源于经济.和亲当然也就必须以经济为后盾并服务于经济.和亲的执行,中央王朝都要随赠大量的财物,如金银、棉帛、铜铁、工具等,并且年年不断.不仅种类增多,包括大多数日常用品.同时,公主陪嫁财物无数,有大量丝织品、金银、铜铁器等.随嫁奴仆众,各类能工巧匠,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手工业、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岁贡匈奴絮、缯、朱、食各有数”.[5]（P166）
另外,不但赐与财物,还互设关市,也称互市.“通关市饶给之”.明代杨继盛认为:“互市者,和亲之别称也”.[5]（P166）可见,互市也是和亲的题中之意.从互市的经济贸易之中,中原地区获得大量民族特产,如马匹、中药材、宝石之类.为中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互市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影响尤为重大.少数民族从互市及赐赠中获得大量的财物.有的流入生活或生产领域,为各民族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巨额财富,提高了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缩小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差异.总之,这些财富与工具的输入,对少数民族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使匈奴对汉的依赖达到不可分离的程度.
就西汉政权来说,和亲使其北边的疆土安定下来.使西汉统治者得以致力于发展残破的社会经济,实行修养生息的政策.使其“少者得其长,老者安其处”.所以汉朝至孝惠、高后之间,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到汉武帝即位之初的七十余年里,便出现了“民务嫁穑、衣食滋殖、海内殷富”的盛世景象.“文景之治”的局面之所以出现,除了汉朝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外,与匈奴实现和亲是极其相关的.
第三、从文化方面看,和亲政策促进了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共同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
和亲公主外嫁边疆,往往带去了大量财富,但是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文化书籍、先进技术、中原文化等如音乐、诗歌、绘画等.这些都是以参加和亲的随嫁人员为载体的.在和亲公主出嫁后,中央政府照例每年都会赠送财物,派遣大批使者工匠、艺人进入和亲对方统治的区域.借此,以求达到威播四夷的目的.这大大促进了边疆地区文化的发展,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联系.
每次和亲除“公主”外,必有随行人员与“公主”一起入匈.见于史籍记载的只有文帝时宦者中行说不愿傅公主和亲于匈奴,而汉则强之.至于每次和亲的随行人员究竟有多少,史籍缺乏这方面的记载,我们只能从西汉与其他民族和亲的有关记载来推测.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武帝元封年间,两汉王朝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下嫁乌孙国王为夫人,当时汉武帝“赐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数百人,赠送甚盛”.其后汉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乌孙国王再次请求公主和亲.汉宣帝以解忧公主弟子相夫为公主,为其“置官属侍御百余人”,后因故未能成行.由此可见,每次和亲,公主的随行人员,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那么西汉一朝通过和亲而入匈奴之人至少当在千儿百人以上.
据《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毋以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说：呼衍氏等大姓“主断狱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用口头报告单于）,无文书簿领（无文簿、记录之类）”.那么匈奴单于屡次写给吕后和皇帝的文书,当出自入匈奴之汉人手笔.而作为和亲而入匈奴之汉人则最容易被匈奴单于所重用.这居中犹以中行说为典型.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说,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可以推断,两汉时期入匈奴之汉人确实教授匈奴人学习并使用汉字.加之和亲公主带去的大量文化书籍,促进了匈奴民族文化的发展,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而历代和亲政策的双方,主观上皆只注重和强调政治方面的影响.视其为一种保持和加强政治盟约的一种有效形式,也就是是说,视其为工具,而忽略了经济、文化方面带来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这种主观上的忽略,是决不会被历史的客观所忽略的.和亲促进了中央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间的和好.“这就成了促进民族融合,共同创造先进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最有效的催化剂”.[5](p167)
在封建时代,一个民族对其上层人物充满着极其强烈的效从精神.上层人物对这个民族的各个方面都有极大影响.上层人物间的和亲必定促进两个政权间互相学习,互相吸取对方优秀的文化.这也必定会引起广大劳动人民间的联姻.虽然这种民间联姻并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这点并不能与和亲相提并论,但是它的范围和规模远非和亲所能及的.当然也就更有基础,远比和亲牢固.这就使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其深远的社会基础,使民族融合不可逆转.
第四、西汉初期和亲政策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汉初的和亲是在汉朝与匈奴力量对比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下,刘邦鉴于当时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及所拥有的经济实力,权衡利弊,较其轻重缓急,而选择了合乎时宜的道路,和亲匈奴.以平息战争,让人民修养生息,发展中原经济,以充实西汉的国力.“用和亲之法,缓和民族间的紧张关系.消磨民族间的隔阂,解决民族间的矛盾,是刘邦君臣的首创”.[6]后来,一直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首领沿用不息,逐渐成为我国各民族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较为常用的政策.出现了如王昭君、文成公主等民族间友好的使者,成为汉与少数民族和平友好的象征.
西汉后期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朝见汉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与汉朝进一步亲近.元帝遂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配他为阏氏.于是,王嫱带着巩固和发展汉匈友好关系的使命出塞了,这就是历史上的“昭君出塞”.至此,呼韩邪单于与汉的和亲正式建立.
呼韩邪单于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适应汉、匈人民要求和平友好的愿望、主动与汉和亲,对和亲的成功起了积极的作用.汉匈双方对这次和亲都高度重视,评价极高.为此元帝破例将建昭六年改为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也高度评价昭君为“宁胡阏氏”.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包头附近发掘出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瓦当残片,也充分说明汉匈双方友好的关系得到了升华.以至边境出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7]的繁荣景象,并延至成、哀,达七十余年.而昭君和亲的贡献也成为了民族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影响深远.
“这次和亲开创了我国北部政权受西汉中央政权领导的先河”.[7]中原先进的政治从而直接影响塞北,促成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7]此次和亲播下了汉匈和平友好的种子,促进了民族与融合,为后来汉匈长期的和平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和亲已经开始演变为中原王朝羁縻政策的方式之一,并被后来的王朝广泛的采用.
而唐代的和亲则将中国古代的和亲政策推向了高峰时期.唐代在和亲的对象、和亲发生的时间和次数、和亲公主的身份等方面都远超过汉代.唐朝和亲形式灵活,在前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文成公主的入藏则将中国古代的和亲政策推向了高峰,标志着唐蕃之间友好关系的建立.自此后,吐蕃即尊唐主为舅而以外甥自居,双方使节往返还非常频繁.据统计,自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到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二百一十三年内,双方遣使达191次,平均一年零一月有一次.使节的往返,商旅的交易,促进了汉藏两族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文成公主的入藏,不仅巩固了唐朝和吐蕃的友好亲善关系,而且带去了内地农业手工业技术,大量的文化书籍和能工巧匠,这些都有利于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两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唐玄宗在位时,吐蕃赞普弃缩赞给唐的书信中曾说:唐朝和吐蕃已经“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8](p737)它虽出自赞普之口,但也确切地反映了汉、藏两族人民共同的愿望.唐代汉、藏两族和亲是成功的,特别是对民族的融合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而唐朝统治者对其他的少数民族也大用和亲政策加以抚之.和亲成了唐代对周边少数民族推行羁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始之于西汉的和亲政策,却在唐朝得到了广泛的发挥、灵活的运用,并取得比西汉更佳的效果.
有学者认为和亲政策对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其中重要的功能就是“羁縻功能”.即以和亲笼络边疆民族政权,使其对中原王朝累世附归,从而消弭民族战争、保持边疆安定.所以,有的学者就将和亲政策称之为“羁縻政策”.其表层之意为“解兵息民”,深层之意则是“渐而臣下”,为羁縻长久之策.[9]观其汉初刘敬向高帝和亲的建议:“计久远子孙为臣耳”,“兵可无战以渐臣”其意是为一澈的.都是用和亲政策来缓和民族矛盾、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并以长久之计、丰厚财物来同化、融合少数民族,将其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不失为一条缓和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交往和融合的好方法.并经受了长期的实践,证明在封建社会中是合乎时宜、行之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