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 隋唐时期 明清时期关中农业发展的主要表现

秦汉时期 隋唐时期 明清时期关中农业发展的主要表现
秦汉时期 隋唐时期 明清时期关中农业发展的主要表现

秦汉时期 隋唐时期 明清时期关中农业发展的主要表现
第一,“农本”和“以农立国”思想是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指导思想.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封建自然经济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产物.它的实行,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国家安定、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该政策把工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压制工商业的发展,其结果必然会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业长期停滞在自然经济的水平上.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是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农作物品种不断增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前期发展,后期停滞.“五谷”在商周时期已经种植.明代引进了玉米和番薯.清代前期种植经济作物已很普遍.从秦汉到隋唐,农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不断发展,钢刃铁农具在隋唐时期已普遍使用,隋唐出现了筒车和曲辕犁.农业生产工具在宋代以后无大的改进,这预示着封建生产力已经走到了尽头,商品经济的发展必将促使新的生产关系出现.
第三,耕地面积和粮食总产量不断增长.自秦汉到明清,耕地面积呈不断扩大趋势.西汉时期,江南、西域和西南的土地都得到一定的开发.隋唐时期,江南的土地资源进一步被利用,适于种植高产稻的圩田很普遍,开垦山地的现象也很多.明清时期,连不适宜生长稻、麦的贫瘠沙洼地也被利用起来.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展,使粮食总产量大幅增加.
第四,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唐代以前,农产品商品化趋势并不明显.唐朝时期,茶叶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这是农产品商品化的典型.元朝时期,棉花种植遍及南方,明代已推向江北.明清时期,棉花、蚕桑、茶叶、烟草、花卉、油料、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农业商品化直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五,赋税制度随土地制度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化主要呈现两大趋势：一是以人丁为主逐渐变为以田亩为主,说明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逐渐松驰,二是由实物和力役为主逐渐变为以货币地租为主,说明我国商品经济在不断的发展.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广大的半农半牧区的农业获得了发展；落后的江南地区也获得了一定的开发，从而扩大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
自殷周以来，我国长城以北和西北、东北北部地区，为畜牧业经济区；但靠近长城内侧，从碣石（今河北昌黎县），经龙门（今陕西卦城县）西南折向天水、陇西的广大地区，包括秦汉时期的北地、上郡、五原、朔方、云中、西河、河西等郡在内的地区，都是农畜两宜的半农半牧区。特别是...

全部展开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广大的半农半牧区的农业获得了发展；落后的江南地区也获得了一定的开发，从而扩大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
自殷周以来，我国长城以北和西北、东北北部地区，为畜牧业经济区；但靠近长城内侧，从碣石（今河北昌黎县），经龙门（今陕西卦城县）西南折向天水、陇西的广大地区，包括秦汉时期的北地、上郡、五原、朔方、云中、西河、河西等郡在内的地区，都是农畜两宜的半农半牧区。特别是随着秦国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和汉武帝对匈奴用兵的胜利而来的，除丰富了牲畜品种和扩大了畜牧业的地区外，也在这片辽阔的地区兴建屯田和移民实边，从而扩大了粮食生产的面积。武帝破匈奴后，“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①，后武帝又置河西四郡，于是在张掖、酒泉、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②。由于屯田的大量兴建，以至从今新疆地区到河西走廊及宁夏、内蒙古等地出土的汉简中，还屡见“农令”、“田官”、“候农令”、“别田令史”、“农亭长”、“代田长”、“农都尉”、“护田校尉”等主管农田的田官名称。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时的半农半牧区的农业经济确有发展。因此之故，处于边塞的桥桃，既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的畜牧业收入，也有“以万钟计”的粟③。班固之祖班壹，在边地“致马牛羊数千群”，而班况则为“上河农都尉，大司农奏课连最”④。马援在边郡，既有“马牛羊数千头”，又有“谷数万斛”⑤。这均反映出农、牧并重而且兴旺发达的景象。
至于广大江南地区，《禹贡》称荆、扬之地“厥土涂泥”，“厥田/TITLE>下中”和“下下”，说明战国时期的江南，其土质的肥沃程度远不如关中及中原地区。在耕作技术方面也颇落后，直到秦和西汉末年没有多大变化。故《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均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流行粗放制的耕作方式。但是，到了东汉时期，王景在庐江郡推行牛耕之法⑥；任延在九真郡“铸作田器”，教民牛耕⑦。可见江南的边远地区也在推广牛耕。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到东汉，水利的兴建由以北方为重点逐步转向以淮河流域和江南为重点，且出现了陂塘化倾向，扩大了耕地面积。因此之故，东汉时期的人口分布，虽然仍是北多于南，然而江南地区的人口增长比例，大大超过北方。特别是自秦始皇大批移民岭南和汉武帝时期的征服南越，中土人民的耕作技术，定然相随南移。故江南地区的逐步开发，扩大了秦汉农业的经营地区。
隋唐时期：
生产发展水平很高。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生产部门衣业，在隋唐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生产工具锄、铲、镰、犁都有大的改进。水利设施得到修复和新的开凿，而更为广泛和完善。长溯积累的从犁地、播种、施肥、灌溉等一整套的农业生产经验得到推广、良种普遍使用、经济作物得到发展。隋唐五代的农业生产进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农田大批开垦、粮食单产超过汉代一倍，一粒种子可收获20至40粒，最多者达百粒，而欧洲最先进的法兰克王国之单产，仅及中国的1/10至1/20。手工业、商业，欧亚北非各国更是难望中国之项背。
明朝：
明代，农业生产工具的类型和作用，基本上已经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高度。新出现或有所改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最值得一提的是耕翻农具人力“代耕架”的应用。它大致创始于唐代，到明代有较大的发展。成化二十一年（1485）李衍总督陕西，遇连年旱灾，耕牛严重缺乏，农业生产进行困难，于是他“取牛耕之耒耜，反观索玩，量为增损，易其机发”，制成五种“木牛”，分别称为“坐犁”、“推犁”、“抬犁”、“抗活”和“肩犁”。这些耕具适应山丘、水田和平地等不同耕作条件，使用人力二至三人，每日可耕地三、四亩。使用后的反映是“此具，其工省，其机巧，用力且均，易于举止”①。继后，嘉靖二十三年（1544）欧阳必进在郧阳府（今湖北郧县一带）也组织能工巧匠“仿唐王方翼遗制，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省力而功倍，百姓赖焉”②。可惜两者的书、图和耕法都没有流传下来。天启年间（1621—1627），王徵又做了“代耕架”，并撰有《代耕图说》及附图。从《代耕图说》上看，“代耕架”是在田地两头分别设立的人字形木架，架上各装一辘轳，在辘轳中段缠以绳索，索中间结一小铁环，环与犁上曳钩，连脱自如。辘轳两头安装十字交叉的橛木，手扳橛木，犁自行动。三人合作，田地两头耕架各一人，交替相挽，一人扶犁，则使一来一往。屈大均说：“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且是“耕具之最善者”①。“木牛”和“代耕架”都是利用杠杆原理，从现代机械角度看，它们虽有些简单笨拙，但在耕地机械上毕竟是一大进步。代耕架暂可解决耕畜缺乏的问题，然而，使用时人的体力消耗较大，且易损坏，用途单一，制造费用较高，效率不很理想，因此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大规模推广使用。此外，如灌溉农具拨车和风力水车，稻谷脱粒农具稻床等，也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或在以前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农用机具。
明代的农田水利工程以民间修建和小型为主。比较重要的技术成就是海塘修筑技术逐渐完善，如浙江海塘的海盐、平湖段，到明末已基本上改为石塘。塘面不同于宋代的斜直方式，而采用了阶梯形。海宁地段不仅有强潮侵袭冲击，且土质为粉砂土，塘基的修筑和塘坝的保护都较困难。明代，部分塘段已修筑成石塘，但还有部分塘段仍沿用石囤木柜修筑。嘉靖时的黄光升，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海塘工程专家。他不仅主持修筑了设计合理、坚厚稳固的鱼鳞塘，而且在海塘工程理论上也很有建树。到清康熙、乾隆年间，“鱼鳞塘”发展成结构更加完善的塘工型式，如在每块大石料的上下左右都凿有槽榫，互相嵌合，彼此牵制，条石间用糯米汁石灰浆灌砌，并在合缝处用油灰抿实，再用铁锔、铁锭嵌扣起来，使之更加坚固不易冲坏，从而使沿海农田有了更为可靠的保障。明清两代还出现了不少专门探讨海塘问题的论著，如黄光升《筑塘说》、仇俊卿《海塘录》和清初陈訏的《宁盐二邑修塘议》①等。它们从取材、土墉叠砌、程式、验土、层叠、打桩、坡陀等方面总结了海塘的修筑经验。
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旱田用水疏》，从水位、流速、流量以及蓄水、引水和取水的方式、方法等方面来考虑各种水源的利用，基本符合近代水利学的原理。具体为：（1）用水之源，即对山泉和地下喷泉的利用；（2）用水之流，即对江、河、塘浦等水流的利用；（3）用水之潴，即对湖、荡、沼、泽等积水的利用；（4）用水之委，即是海滨地区江、河出口处以及海中岛屿、沙洲水源或水流的利用；（5）作源作潴以用水，也就是依靠人力开凿水井或修筑池塘、水库以蓄积泉水或雨水、雪水，加以利用。
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还带进了一些西方水利科学知识。万历四十年（1612）徐光启与意大利人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全书共六卷，《农政全书》引用了前四卷：卷一讲龙尾车，这是用于江、河的螺旋提水器；卷二讲玉衡车和恒升车，即提井水上升的唧筒；卷三讲水库；卷四水法附余，介绍寻泉凿井的方法。
清朝时期：
农具
农具方面，出现了“深耕犁”。《马首农言》称：“然也有特用深犁者，地力不齐也。”清代深耕到何程度，《知本提纲》中提到“有浅耕数寸者，有深耕尺余者，有甚深至二尺者。”又记：“用犁大小，因土之刚柔，刚土宜大，柔土宜小”；开垦荒地则用“坚重大犁，或二牛，或三牛以开之”。说明当时的犁有大犁、小犁和坚重犁之别。深耕犁的发展，反映了耕作技术的提高。小型农具在清代进一步完善，如稻田整地灭茬的农具辊轴，大约由■■发展而来，作用是把田间杂草和秧苗同时滚压入泥，过宿之后，秧苗长出，而草则不能起。《致富纪实》一书中谈到种植双季稻时使用的一种农具，在早稻收割后，“不再犁田，铺石灰一道，用匍蓘将禾兜打落，便可插秧”。道光年间（1821—1850），贵州遵义一带出现一种名为“秧马”的农具，其形制和作用，与宋元时记述的“秧马”不同，而类似辊轴，用以掩杀绿肥和杂草。以上农具在双季稻地区作用尤为明显。塍铲、塍刀是清代南方丘陵地区水田作业的两种农具，用以整治田埂。这种农具灵巧轻便，能提高作业速度和质量，《梭山农谱》记有其形制。《梭山农谱》还记述了一种水稻除虫工具：“田家奋臂举梳行，累累就毙矣。虫当梳者，血肉俱糜梳齿上”。《农言著实》著录一种适应于北方旱作地区的中耕除草工具：“漏锄”。这种锄的特点是锄地不翻土，锄过之后土地平整，有利于保墒，而且使用轻便①。漏锄至今在关中地区仍然普遍使用。
农田水利太湖地区的水利工程，在明、清两代都是以水道疏浚为主。1570 年，经海瑞主持的一次水利工程后，吴淞江下游基本形成今天的流向。清时，黄浦江“夺溜代吴”，吴淞江等水道退居次要地位，为便于节制，又在黄浦江口建大闸一座。畿辅自元以后，工程时举时废。雍正三年（1725）近畿发生特大水灾，清政府曾用较大力量兴修水利，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公私合计先后垦出稻田五十九万七千多亩，并分设京东、京西、京南和京津四局加以管理。到乾隆时即以南北自然条件不同，北方水少，且过去所办水利收效不大为借口而明令禁止以后再在京畿从事水利营田。
整个清代农田水利是向小型化方面发展。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利用地下水凿井灌田，蔚然成风。河北井灌和植棉有关，方承观《棉花图》① 翟允禔：《从<农言著实>一书中看关中旱原地上小麦、谷子、豌豆、苜蓿等作物的一些栽培技术》，《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 年1 期。
中介绍：“植棉必先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亩”，因“凿井以水车灌田，故其收常倍”①，“井利甲诸省”②。康熙时，王丰著《井利说》，力主在陕西凿井防旱并指出应该注意的一些技术问题。山西省蒲州和陕西省富平、澄城等地由于地形、地质不同，井水量大小不同，每井灌溉田地数量也不同。水车大井和一般大井每井可灌田二十亩，桔橰井可灌六七亩，辘轳井可灌二三亩③。南方井灌较少，但利用山泉灌溉种稻却较普遍，闽、浙、两广、云贵、四川等地，随处都有蓄储涌泉或壅积谷泉的塘堰。嘉庆《广西通志》记载：“全州以井名者，几全是泉潭，并多涌泉，深不见底，灌溉面积甚广。”山泉来自高处，便于引流灌溉，为了合理用水并减缓冲激，人们就在下流修筑塘堰加以蓄存，并用栅、闸以及瓦窦、阴沟等启闭宣泄，再随时引入田。当田面高于山泉，除了筑堰壅水外，还用筒车来提水灌田。在山泉为叠岭涧壑所限时，则用竹筒，架槽来渡越，使山泉能从上而下，由近及远地使用，大大提高了泉水灌溉效益。北方各省也有引用泉水灌溉的，但总的面积不大。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