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和法家关于“人性”假设与管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儒家和法家关于“人性”假设与管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儒家和法家关于“人性”假设与管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儒家和法家关于“人性”假设与管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治人”
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
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首先是对人性的假设.在中国的古代就有对人性的假设,性善论是孟子的主张.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且一个人对于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至于恶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是来源于耳濡目染,另外是追求感官刺激的结果.如果人能把握住这两道产生恶的来源,人通过自我的追求就能够达到善的目的.
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生来就是这样的叫做“性”,由于人的本性是相调和而产生的,是由于人和外界事物相接触而反映的,经过后天的努力或者社会教化就自然而然是这样的,这才叫做“性”.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也就是说荀子不是和孟子进行争论,而是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因为人的性是恶的,所以,作为圣人的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
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好象和麦格雷格（1960年）的关于人性的“X”和“Y”理论相似.这里确实是有共同的地方,但是也有许多不同点,一是社会环境的不同,一个是封建社会,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应用条件不同,一个是为社会管理或者说为政治统治而服务,一个是为企业管理服务.从理论的深度来说,X和Y理论偏重于人的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是属于人的行为科学研究的范围,而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偏重于道德.从管理的对象来说,X、Y理论是着重于被管理者行为的研究,而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着重于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论.至于恶的来源,麦氏理论认为是由于管理当局的组织方式和控制方式而引起的,只要改变这些,就可以改变人性.而儒家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来源于天生的,而改变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
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关于人性方面还有马斯洛的“五个层次需求”理论.纵上所书,对人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道德修养和行为.儒家学派偏重于道德修养,西方理论偏重于行为研究.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这两个方面都要兼顾并有所区分,我们的观点：对于高层管理人员可以稍偏重于道德修养,对于基层人员可以偏重于行为.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人做事的目的无非有两个“逃离痛苦,追求快乐”,现代社会更趋向于人们的这种心性,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对人的判断注重以上两个方面,“价值逻辑”不失为一个比较公平的法则.因为企业存在的价值就是“利润最大化”
儒家对组织的独到认识
第二个方面是由谁来管.劳心者治人,劳心者通过什么来管理呢?荀子认为,就人类而言,论力气比不上牛,论行走比不上马,但牛和马都为人所役使,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回答是：“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在中国2千年以前就明白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群——分——义,群是建立组织结构,分是实行分工,而人之所以能建立组织结构和实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义”.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
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
儒家的“为政以德”和“仁政思想”
第三个方面是怎样管理,儒家的回答是“仁”、“德”和“礼”.
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对于仁的解释也是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也就是所谓的仁既是对自己与他人都能诚实相待的生活方式,也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则.还有“刚毅木呐,近仁”,所指的是人在刚直坚毅而又不欲求表现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样便愈来愈接近仁.这就是说,人要有一种为集体的刚毅精神,但是又不去追求个人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
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这就像将“德”放在北极星的位置上,其他的人都是围绕着它而运转的.因此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唐朝的魏征提出的作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必须要考虑的 10个方面,即《十思疏》,全面地提出了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对以后儒家“德“的管理思想起着重大的作用.这10个方面是：1）领导者一有欲望就要想到应有所克制；2）将有作为,就要想到如何安定百姓；3）位居高位,就要想到谦虚谨慎；4）担心自满,就要想到江海容纳百川；5）游玩安乐,就要想到世间事物不可能全部享受；6）担心松懈,就要想到凡事都应有始有终；7）担心闭塞,就要想到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8）打算赏赐,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喜而滥赏；9）担心谗言,就要想到修正自身以远避小人；10）打算惩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怒而滥罚.
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好象孔子的72位大弟子都诚服孔子一样.所以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这是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行为,不是通过外在的而是通过内在的把人性中的最积极的东西调动出来,实行内在的管理自我控制,来达到管理的目标.
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所谓的“礼”就是：先王秉承上天的意志而指定,目的是为了治理人间的事情.所以,礼一定是来源于天,见效与地,贡献与鬼神,而表现在丧、祭、射、御、冠、婚姻、朝见、聘问等各种礼仪中,所以圣人按照礼来行事,天下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
孔子在《礼记.礼器》中说了一段话.大意是：礼所以以多为贵,在于它是人心之外的规范,人们的道德规范可以施之于万物,礼仪宏大,万物广博,如此怎么不以多为贵呢?所以君子乐于将礼发扬.礼所以以少为贵,在于它来自人们的心灵深处,人们的道德观念至精至微,天下万物都无法与之并驾齐驱,如此怎么不以少为贵呢?所以君子独处时十分谨慎.从孔子的话看,礼既以多为贵,又以少为贵,既来自外力,又发自内心,这其中的奥秘全在于礼必须以德为核心,以德为转移.君子乐于将礼发扬是把内心的道德自觉推广到外在的行为规范；“君子慎独”则是把外在的行为规范诉之内心道德规范,这样,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感化和规范化,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就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这整个的儒家的理论体系无处不体现了如何成为管理者（统治者）,如何当管理者,管理者又应如何管理,这是一个十足的做官理论体系.它对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确实提供了有利的管理武器,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主导文化理论,确实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性的后果.试想,所有的国民,都向仕途这条路上挤,当上统治者的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却再也没有出路了,其结果是必然形成了一种中国特有的国民劣根性.另外,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
法家讲的这个驾驭术,就是驾驭领导的技术.以法家的思想制国,这是一个伟大的低级状态,法家的祖宗怎么死的?商鞅是被自己制造的世界级奔驰车压死的,他当时定的那个法家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品牌的社会制度,世界级别的奔驰制度,让秦国的生产经济飞速的发展起来了,最终战胜了六国.但是大家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他是被五匹马拉死的,他制造的那架社会制度的车子太强大了,以至于他没有一个跑的地方,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后,商君所立的制度象铁箍一样继续在秦国运行,商君在他所立的制度下英雄的去了,但他的制度却了不变的.所以法家的制度,是变法图强的基础.
商君是比西方的尼采理智的一个战争论者,商君留下了几卷《商君书》,也称《商子》鼓吹好战,将战争抬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 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如果将战争上升到法的地步,那他是要完蛋的,希特勒也把当时的德国的国家危机以法的形式转嫁给侵略战争.所以法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目的.
法家也讲权术诡道,它所说的法是为是为权术诡道服务的. 他所说的法也就是驾驭术,权术诡道是服务于驾驭术的工具.儒家"吾执御矣"的以术"御"世,他的那个术是最好的术,终于碰到一个伪知音,孔子死后三百多年的汉武时代,董仲舒发现其中的三纲五常可以驾驭人民愚弄人民,这一驾驭愚弄,把个中华帝国愚弄驾驭了二千多年,但是中华还是必须再走到低级境界,再努力进入一个法制国家.
社会的前进也有一个法的原则,螺旋式的法的原则,最基础的原则就是"法"的原则,这是最低级的管理,没有了"法"什么也行不开,大车无轮,小车无軏,行之不远,因此我们行了两千年又倒退到找法大哥帮忙.所以当今时代,国家要富强,人民要民主,我们只有再回到二千年前寻找我们的老祖宗,在他老人家的墓前三思,我们该回到那个最低级的状态,法的状态了.
恩格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有这么一句：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我们如今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我们正在解决很多问题,包括我们要向二千年前寻找我们的老祖宗,在他老人家的墓前认罪,重读他老人家留下的经典解释:
法繁则刑省. 民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 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 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
法家的驾驭术是多方面的,这只是其中之一点,供有识者三思.法家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的管理,在许多方面,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和西方的某些管理思想相吻合的.因此,有些学者主认为,如果中国不是以儒家为其正统文化而是以法家为正统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有可能在13世纪就进入了工业革命的时期.
法家的的特点:主张用客观的、具体的、铁定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惩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确保每个人在各自的工作位置都必须达到最高和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时对没有达到甚至是消极怠工、腐败浪费等现象进行最严厉的惩罚.管理的核心：以奖惩赏罚的强制手段来求得公平这一社会理想,赏罚的公正来源于可观的可靠的资料.法家管理思想存在的问题：远古时代信息的不发达,难以获得可靠的资料；在高压作用下,没有任何的人情味.长期会对人的心理和身体都可能产生麻木不仁的结果.
法家的管理思想:因此,法家的管理思想在短期内能取得较好的管理效果,但长期实行,或实行得不彻底,反面的效果会逐渐暴露,而且可能是破坏性的.历史上最著名的商鞅变化可供研究.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法家是有相当地位的,“用儒家的心肠,法家的手段”来进行管理被认为是管理的最优状态.